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从行动又回到思考。他向罗学瓒感叹“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于是借机到江西萍乡休养，并在给友人写的系列信件中对改良式的政治变革进行了深刻反思。不久，萧子升带回的蔡和森关于建党讨论的信成为毛泽东完全转向俄式革命的关键。1921 年1月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公开表明自己马克思主义的转向以及组织共产党以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此后，毛泽东全身心投入到建党实践中。新民学会、新式社团(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等)、船山学社、工人夜校、文化书社等社会组织亦因为有了主义的引领和建党的目标而成为传播思想、物色人才和准备经济的基地。

(一)关键转折：自治运动的反思与蔡和森建党思想的影响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和蔡和森的建党主张成为毛泽东实现思想与实践双重转向的关键因素。对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性质，毛泽东有着清晰的认知，即二者“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在这两场颇具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中，毛泽东对自身的定位亦很明确：“我们自始至终(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结局)，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此即不主张夺取统治阶级的政权，而是通过“呼声革命”促进统治阶级的觉醒，让统治阶级实行人民制宪来达成根本改造湖南乃至全中国的目的。可残酷的现实让毛泽东意识到，在暮气沉沉、腐败积重难返的政治环境下，改良道路绝无希望；用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实现社会根本改造之目的，注定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他进而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经过现实斗争的洗礼，毛泽东真正理解了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义”所具有的价值认同和力量凝聚的核心功能。至于未来的规划，毛泽东在回复李思安的信中再次强调，“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因此他建议，已经出国的新民学会会员，一部分人可以从事学术研究，一部分人进行根本改造计划；未出国的成员可以继续求学或从事社会运动。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社会运动”并非建党活动，而是指各种有价值的社会活动和社会事业。显然，在这份毛泽东给出的新民学会展望规划里，建党仍只是社会实践路径之一。

关键的转折是毛泽东与蔡和森关于建党讨论的通信。蒙达尔尼会议让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达成将学会的方针调整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共识，但对于具体的改造之法，成员间出现了较大分歧。对于萧子升等主张的以教育为革命工具，依靠工会、合作社进行改革的蒲鲁东式无政府主义主张，毛泽东在给蔡、萧二人的回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教育的方法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权结构里行不通，有产阶级亦不会因为教育相信共产主义，这是残酷现实给毛泽东的深刻教训。因此他得出结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既然要走俄国式的革命，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得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现在就要准备”。可身处国内的毛泽东对国际共运史、世界革命运动大势和共产党原理及准备方略等情况了解不多，而蔡和森讨论“共产党”的信件解答了上述问题。在信中，蔡和森用唯物史观驳斥了有产阶级的唯理观，并指出第二国际的修正派和国内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改良派皆沾染了唯理主义的毒。与此同时，他也批判了只注重经济的工团运动，认为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解放。接着蔡和森介绍了国际共运史，分析了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政治分野。随后，蔡和森又对世界各国已加入或即将加入共产国际的情况作了说明，由此得出此乃“世界大势所趋”，“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在信中，蔡和森再次强调党的组织的极端重要性，并详细说明了建党步骤，嘱咐毛泽东物色人才，组织宣传机构。蔡和森深入细致的剖析极大地增强了毛泽东的建党决心。对于这封意义非凡的信，毛泽东在回信中激动地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不难想见，这封信不仅激活了毛泽东此前参与的马克思主义活动经验，也进一步强化了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至此，他“确定了用暴力谋求民主的方式；确立了用‘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的目标；确定了以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并以此作为社会改造中枢的社会组织模式”。

(二)投身建党：以主义为旗帜的革命实践

1921年 1 月 1 日至 3 日召开的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成为毛泽东公开自己转向共产主义，坚定选择共产党这一革命组织的标志性事件。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学会应以什么作为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这些方法当下如何着手。对此，毛泽东分析道：“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可见，毛泽东等人主张建立的共产党，一是有旗帜鲜明的“主义”来凝聚人的思想，且这种“主义”不狭隘地局限于一国一族，而是突出强调其国际性，即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改造世界的宏愿；二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根据，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是其内在的优秀品格；三是主张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是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府，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此次大会提出的“有组党之必要”成为共识，也标志着新民学会从一个追求个人进步的学术团体转变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标的革命团体。

新年大会后，毛泽东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建党实践工作中。不过在此之前他已参与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上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何叔衡等受到陈独秀委托，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于安全考虑，小组并未以自身名义公开活动，但仍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李达多年后谈道：“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他在接到从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便着手建立湖南的团组织。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成为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的重要决议之一。决心为马克思主义理想奋斗的年轻会员也都加入了青年团。此外，毛泽东积极在长沙各学校的先进学生中物色团员对象，并委托张文亮开展具体工作。他一再嘱咐张文亮，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毛泽东吸取新民学会内部主义之争的教训，注重团员的质量和思想追求的一致性，以此来保证团组织的革命性和纯洁性。长沙的党团组织成立后，多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的名义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亦通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工人夜校开展工人工作。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共产主义小组和青年团的成立而彻底抛弃先前的社会组织，而是以建党为目标、以主义为旗帜，使这些组织更好地成为传播思想、物色人才和准备经济的阵地。当然，毛泽东亦没有放弃将教育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等便以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以此作为党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场所。湖南自修大学仍主张研究各种学术，但此时的研究已然不是单纯“潜在”地做学问，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做改造现实社会之研究，培养党的干部。对此，毛泽东强调：“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此外，毛泽东等人帮助改组湖南劳工会，促成阶级觉悟，领导人民团体进行纪念十月革命大会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此，毛泽东以有主义凝聚的、铁的纪律的中国共产党为组织，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斗争中。

由上可知，青年毛泽东在世界观层面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他在政治实践层面选择共产党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组织载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在诸多主义信仰与组织形式均失效后，青年毛泽东在思想和实践双重转向的过程中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政治组织观。第一，政治组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工具。从以学会及各种联合会为载体、以教育为工具，到后来以共产党的形式组织革命斗争，不论是学会还是党都是一种工具。这和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提出的“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以及毛泽东、邓小平后来多次提出的“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工具”的性质判定一致。第二，一个有战斗力的政治组织，不能仅仅是意见的简单集合，而必须是与“主义”的结合。在一个政治组织中，只有确立明确而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才能使人“知所趋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湖南自治运动促进会等组织，实际上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只有共产党这一形式才是符合毛泽东要求的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政治组织。第三，一个能肩负革命任务的政治组织，不能是不问政治的“清流”俱乐部，也不能是旧政界沉浮于宦海中的各类政党和社会组织。在这里，毛泽东严格区分了近代中国语境下的“政党”和“共产党”，指出尽管两者都以参与政治实践、实现政治目标为己任，但后者与前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并不急于马上走近政治舞台中心，而是致力于组织和发动最广大的民众。这一点，无论是新民学会时期，还是后来参与建党时期，都是毛泽东心中非常明确的原则，而以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宣示的“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最合其心。

来源：《毛泽东研究》

青年毛泽东政治组织观及其转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