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100多年的奋斗史中，一边艰辛探索、不断实践，一边深入思考、总结经验。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这些思考和总结的结晶，就反映在我们党作出的三个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三个历史决议对于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经历的是非曲折、取得的重要经验和伟大成就，以便团结一致向前看，继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25年是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80周年。这个历史决议，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并提出起草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和重要观点，特别是他亲自撰写了一些重要论述、基本判断并反复修改。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个决议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附录，这是党的文献汇编中极为特殊的一例。

毛泽东直接领导起草并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历史决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智慧，也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和建党百年之际分别作出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习近平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作说明时首先强调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这就把我们党为什么要作出历史决议的总前提用一句话讲清楚了。他接着从1945年4月我们党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关头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切入，特别讲到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什么要作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战略思考：“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每到重大历史节点或重大纪念日来临，都要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历史。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总结自己的历史并作出决议，就是习近平提到的延安时期“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关头”形成的第一个历史决议。1945 年4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这个决议，但其最初酝酿其实始于其时4年以前，即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

1941年，当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2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着手考虑如何总结20年来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路及其历史经验。1949年6月，毛泽东曾给出形象的描述：“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这个“大人”怎么走过来的?毛泽东进一步总结说：“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

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历史背景，就包括1941年前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国内外党内外”“困难的环境”。

从国际环境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时，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全面爆发，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深刻改变。日本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攻势，加速推进其“南进”计划，试图将中国变为其“后方基地”，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华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实施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和“三光”政策。与此同时，日本与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张，又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埋下伏笔。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明确提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国际形势和主要任务。

从国内和党内情形看。1941 年后，敌后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在日军频繁“扫荡”和不断制造的惨案下，根据地的中国军民牺牲惨重，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大幅缩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数锐减，各方面面临的危机日益严重。恰恰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国共关系持续紧张。在全国抗战的困难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仍有显现，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尚未彻底肃清。因此，进行党内整风，搞清楚党的历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势在必行。

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于 1941年5 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他认为，在这一结合方面，还存在着主观主义的态度，党内许多人的思想方法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为此，毛泽东提出要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的放矢的态度”，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由此拉开了延安整风的序幕。整风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搞清楚我们党20年来是怎么走过来的，以便弄明白我们目前怎么做，以后向何处去。因此，通过总结好党的历史经验，批判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统一全党思想，是极为重要的。

1941年9—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讨论如何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剖析了错误路线的根源和遗毒。这次会议为全党整风作了重要准备。会后，以毛泽东为主要成员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以下简称《结论草案》)，该草案成为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基础。到1945 年春，毛泽东亲自改题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在讨论和通过第一个历史决议期间，毛泽东曾作过一系列说明。

比如，在回应党内少数人对这个决议“做不做?如何做?”的担忧时，毛泽东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解释说：“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这就是说，尽管决议案还有不完善之处甚至缺点，但作出历史决议是大势所趋，要有历史担当，不要怕犯错误。

又比如，在应对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两种心态即“杞人忧天”、害怕“天掉下来”和“是不是还会有漏洞”两个问题时，毛泽东进一步作了明确的回答。他风趣地说：“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党作出一个历史决议，并不一定就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历史经验需要不断总结，统一思想的工作也永远没有完结。

还比如，在讲到这个决议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以及“写历史决议案”与“修党史”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这个决议案的主线就是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而不是解决党史的所有问题。他作了这样的说明：“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四年的历史都写进去，那就更不容易。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历史决议案，在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这就是说，历史决议要准确把握主题主线，并把党内大多数人认为成熟了的结论写进去，解决突出的问题，至于那些“还没有成熟”的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

第一个历史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全国抗战爆发这一时期，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深刻指出了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对于这个时期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扩大)至遵义会议期间(即从 1931 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占据党中央统治地位至1935年1月)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结论。这个历史决议自始至终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逐步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的一份极为重要的文献。对于这份文献的重要推动作用，决议最后作过这样一句自信的判断:“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愈斗条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我们党作历史决议不仅是要认真总结过去的历史以便统一思想认识，更重要的是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力量团结一致开辟未来，也就是要搞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党一开始总结自己的历史就是清醒的，既看到成绩，同时也不回避缺点甚至曾经犯过的错误，因此毛泽东领导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整个过程是非常慎重的。他特别强调:“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

这种谨慎，始于第一个历史决议启动之日。如果从1941年10月酝酿并开始起草《结论草案》算起，第一个历史决议经过几次起草、党的高级干部多次讨论以及多人、多次修改，前后历时近4年时间。

在第一个历史决议草案起草过程中，党的众多高级干部多次参与了草案的讨论修改工作。自1944年5月起，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有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真、高岗、秦邦宪等人。任弼时作为召集人,负责一些日常组织工作。上述成员都参与了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另外，当时在延安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如陈云等，虽然不是委员会成员，但也参与了决议稿的讨论修改，提出过不少好的意见。1945年春，在讨论进入加紧进行阶段，党中央还成立了有关决议稿中各相关问题的小组，要求高岗、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朱瑞、林枫等各负责一个小组，分别连续开会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这些小组的组长根据需要也可以参加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意见。所有讨论中提出的重要意见，都及时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党中央和毛泽东认真地研究了每一位同志提出的意见，将合理的、有益的意见尽量吸收到决议稿中来。

从这个决议稿的修改看，毛泽东本人的修改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据统计，仅1945年春，他就至少作过六七次大的修改，并且每一次修改都主动征求相关同志的意见，待大家认可后“就可成定议”。毛泽东的修改，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第一个历史决议。但“原则通过”并不算最终定稿。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党的七大继续委托七届一中全会，对已经通过的决议稿进一步讨论修改。讨论修改后的决议在同年8月9日召开的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

为什么要如此“谨慎”?毛泽东深刻指出：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这是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比如提名字，提上一两个人的名字，那并不难，但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

第一个历史决议全面系统地贯穿了两个出发点：一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二是“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决议既充分肯定了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伟大战斗”，取得的“伟大成绩”“伟大胜利”“伟大成就”“伟大进步”，以及积累的“丰富经验”；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剖析了我们党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批评了犯这些错误的同志。对这些错误，决议采取的是毛泽东提出的“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态度，明确提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这样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彰显了一个伟大政党的宽广胸襟。

在亲自领导作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采取了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比如，对陈独秀，他就明确说过：“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在对第一个历史决议作说明时，他进一步指出：“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再比如，对“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毛泽东在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前后多次说：“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特别是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给党和革命造成的损失特别重大的错误，第一个历史决议客观地指出：“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延安时期的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毛泽东提出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正因为有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思想武器，我们党通过作第一个历史决议，使党及其领导下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毛泽东在领导起草第一个历史决议时，多次使用“强大”这个词，但大多用在描述决议之前的各个历史时期，如“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等等。这个决议中的“强大”一词，大多在“敌人的强大”这一意义上使用，因为我们党作历史决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正视并“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

但是，第一个历史决议一经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就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党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成为“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正如这个决议所指出的：“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通过历史决议总结过去和教育全党认清党内曾经出现的错误路线，目的是统一全党思想、团结一致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个历史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充分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这对全党团结一致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决议对推动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加强团结一致，起了巨大作用；为党的七大的召开，为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和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作了很好的准备。因此这个决议明确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第一个历史决议一经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局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党作出第一个历史决议时，中华民族正处在从深陷危亡到走向胜利的重大关口。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成熟，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并正在扭转着中国的前途命运。当然，在走向成熟的历程中，我们党因为走过不少弯路、经历很多曲折，党内曾经的思想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内团结。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议，就是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统一全党思想，以便团结一致向前看。“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毛泽东在修改第一个历史决议草案时，还特别加写了“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的意思。他还引导大家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理解和贯彻历史决议：“《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利益。”他强调：“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庭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党的七大之所以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与我们党提前作出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紧密相关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七大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

当然，在我们党成为“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共产国际曾经提供的帮助。他在对这个决议作说明时，实事求是地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这也是为引导全党同志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正确认识共产国际对我们的帮助。

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历史关头作出的，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思想，确保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团结一致夺取全民族抗战最后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二十四年有了很多经验的党。我们是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开启政党作历史决议的政治智慧（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