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了一场针对被困香港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大营救，这是中国抗战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和研究这一事件，对于更加完整地复盘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展现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总结历史经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危急关头的重大决策

文化名人大营救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时刻，中共中央迅速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战争全局的把握，以及对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关爱、重视，也展现了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敏锐高效的决策能力。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和英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同一天，日军向香港发动进攻。25日，香港沦陷。日军占领香港后，除了抓紧建立统治秩序，把香港作为进一步进攻东南亚和中国内地的跳板外，还特别注意在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日军封锁港九交通，实行宵禁，分区分段进行搜查；要求旅港文化人士到指定地点报到，在报上刊登“启事”，“邀请”邹韬奋、茅盾等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还在香港电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到半岛酒店“会面”。

近代以来，由于香港地位特殊，各界人士基于不同原因不时前往香港。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利用这一条件，在香港建立组织，开展地下工作。内地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重要人士遇到危险时，经常前往香港避难。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从上海、武汉、重庆、广州、桂林、昆明等地先后转移到香港，其中不少人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转移的。

1938年，考虑到香港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派与国民党上层和海外华侨有广泛联系的廖承志前往香港，并把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调来，共同筹建半公开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办事处由廖承志任主任，连贯负责日常工作。为加强对香港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还在香港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广泛团结各方面人士，并对东南亚开展进步文化活动。香港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的堡垒。

大批文化人士聚集香港后，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以多种方式宣传中国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及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产生了重大影响，开辟了抗战文化宣传活动的新天地。但由于日军的侵略和占领，香港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不仅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不能继续开展，一大批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如果落入日军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准确把握战争局势，在获悉日军即将进攻香港的情报后，即着手考虑这批在港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危问题。194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急电廖承志，要求其迅速做好应急准备。8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毛泽东发表重要意见，提议中共中央发表一个声明。在工作部署上，毛泽东强调应加强南洋华侨工作，廖承志要大胆地在香港与英国建立关系。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晓发去由毛泽东起草的电报，对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真诚的统一战线问题作出5条指示，其中第4条明确要求“香港文化人、党的人员、交通情报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

南方局当天就认真研究中共中央的指示。12月9日，周恩来就香港工作人员的去向问题致电廖承志指出，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估计香港工作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对这部分人，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能出琼崖、东江游击队则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或打游击的，转入内地。

收录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中的《转移在港各界朋友——致廖承志、潘汉年等》，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抄件，内容是确凿的，但其实际上应该是电报，不可能是信件，具体发出时间不详。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史》记载，周恩来当天两次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和中共中央派驻香港的情报与统战工作负责人潘汉年、南方局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要求对被困香港人士的转移作出统筹安排，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香港接朋友，如有可能，请先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如戈宝权、张企程等)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剧团专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极少数的朋友也可去马来亚”，“少数部分能留者尽量留，但必须合秘密条件，宁缺勿滥，必须估计到日军占领香港后能存在。”周恩来还强调，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

次日，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央书记处，再次对撤退在港朋友和党的工作人员作了具体部署。同时，他分别致电南方工作委员会、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及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指示他们做好接应和输送工作。周恩来特别指出，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

营救行动展开后，周恩来仍高度关注，不断作出指示，有的指示相当具体。他嘱咐秘书，如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曾生的抗日游击队以及香港和广东地下党的电报，不得延误，直接送他，即使睡了也要立即叫醒。12月20日，周恩来就香港文化人士如何安置、朋友是否已撤出等问题电询廖承志和刘少文。1942年3月7日，他又就文化人士的去向安排和接济问题致电张文彬。如此细致、周到的考虑和安排，充满了对被困文化人士的关爱，也体现了周恩来一贯的精神、品德和作风。

二、高效协调的营救体系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紧急事件，中国共产党展示了强大的应急能力和组织能力。这场文化名人大营救之所以能够迅速、有效地展开，首先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努力，在广东、香港等地建立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统战、情报在内的一整套组织体系。大营救是高度组织化的行动，没有各级组织和各方力量的紧密配合，是不可能有序高效进行的。

以往关于大营救的研究和介绍，对其背后组织体系的研究和揭示还不够充分。因此，梳理领导和参与大营救的组织和武装力量，才能更好地理解大营救获得成功的原因。

第一，中共中央南方局是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直接领导、全面统筹文化名人大营救的中枢机关。

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从1939年1月至1946年5月，实际存在大约8年之久，先后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王若飞等担任书记或代理书记。南方局直接领导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香港、澳门13个地区的党组织，共10万多名党员，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社等公开机构。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办公，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进行活动。大营救的计划都是由南方局研究作出、周恩来亲自布置的。

1940年夏，南方局曾多次讨论和集中部署秘密交通网的建设工作，后来又着手以南北交通线为主线，以重庆、桂林、香港、上海为基本网点，建立上与中共中央，下与各省委、特委联系，并能与各个解放区、敌后根据地和海外相连通的全国性秘密交通网。在此次大营救中，人员的顺利转移与这种交通网的建设密不可分。

第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广东、香港地区的党组织，直接组织和实施了文化名人大营救的各项工作。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主任廖承志是南方局委员、中共驻香港代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位于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不公开挂牌，对外称“粤华公司”，始终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保持密切联系，积极贯彻中央对香港、广东和南洋工作的指示。1940年6月25日，南方局常委扩大会议曾专门听取廖承志汇报香港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香港地区的中共情报人员直接参与了营救工作。刘少文曾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调香港后任中共中央交通处驻港澳办事处处长，以商人身份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借助秘密电台与南方局保持联系。

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隶属中共中央长江局，1939年1月由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省委机关始驻广州。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省委机关移驻南雄、始兴。194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方局之下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并将广东省委分建为粤北省委、粤南省委。11月，南方工委成立，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12月，粤北省委成立，书记李大林，机关设在韶关。同月，粤南省委成立，书记梁广，机关设在香港。党的活动大都采用特派员制，以免党组织遭受破坏。

1941年12月接到周恩来关于营救文化人士的指示时，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正在香港，遂立即召集会议研究部署营救工作，实行了组织和行动上的分工。广东、香港地区的党组织都参与了之后的大营救工作。

1942年5月，因叛徒出卖，南方工委、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和广西省委遭严重破坏，廖承志、张文彬等被捕。6月，粤南省委停止工作。广东等地党组织一度处于蛰伏状态。至1943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在大鹏半岛成立，书记尹林平，委员有梁广、连贯，隶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除潮梅、琼崖地区以外的广东各地及香港地区党组织。

中共香港市委于1937年12月成立，隶属南方工委。1938年4月，在广东省委主持下，选举产生香港市委新的领导成员。此时香港市委、香港海员工委均归广东省委领导。1938年11月，香港市委撤销，其下属的香港区委、九龙区委由东南特委领导。1939年11月，东南特委撤销，重建中共香港市委，领导香港地区党组织和澳门市工委。1940年12月至1942年分设后的粤南省委领导香港市委和香港海员工委，机关设在香港。香港沦陷后，香港市委于1942年2月撤销。

第三，广东和香港地区的人民抗日游击队，是具体执行文化名人大营救计划的重要武装力量。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中共中央即指示在东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广东各地纷纷组建多种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东江下游沦陷区建立了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中共中央先后从延安抽调一批经过长征的干部到东江地区，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因服从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些游击队曾一度使用国民党第4战区的番号。1940年9月，各游击队组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1941年12月下旬，张文彬为部署大营救工作，到达宝安县阳台山(原名羊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随后，他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决定建立东江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党政军工作，由尹林平任主任，委员有曾生、王作尧、梁鸿钧等。会议还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2年2月，总队整编成立，梁鸿钧任总队长，尹林平任政委。1943年12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并公开宣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委，东江纵队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领导。

营救护送文化人士的任务是由东江纵队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后来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承担的，其中包括1942年2月成立、由香港和澳门居民组成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独立大队以及护航队。日军进攻香港的次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派出近百人的武工队进入港九地区。1942年2月3日，经中央批准，港九地区的几支武工队统一整编为港九大队(对外称“港九人民抗日游击队”)，设海上武装、城区地下武装等6个中队及情报系统，也称短枪队、长枪队和海上队等，隶属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创造性地开展城市游击战和海上游击战。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后，港九大队改称港九独立大队，蔡国梁、鲁风先后任大队长，陈达明、黄高阳先后任政委。

1942年元旦，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潜渡大鹏湾，于1月3日凌晨抵达大鹏半岛的沙鱼涌。东江游击队为此组建了最初只有两条槽仔船的港九护航队，紧张的营救工作正式开始。此后，护航队发展为东江纵队独立第四大队，大队长刘培，政委袁庚。

第四，华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根据地，承担了被营救文化人士住宿、转运、保护和后勤保障等任务。

1940年12月至1942年5月，粤北省委下属党组织有西江特别区委员会、北江前线特别区委员会、北江后方特别区委员会、东江前线特别区委员会、东江后方特别区委员会、赣南特别区委员会、南雄中心县委员会。其中，东江前线特别区委员会领导惠阳、宝安、东莞、海丰、陆丰等县党组织。1941年夏，增城、龙门、博罗等县党组织划归该特委领导。此时，该特委还直接领导海陆丰、增龙博中心县委，尹林平、黄宇、谢创先后担任书记。

惠(阳)宝(安)边地区是东江最早建立的抗日游击基地之一。大鹏半岛地区既有抗击外敌入侵的传统，也有革命斗争的传统。1939年四五月间，曾生、王作尧两部分别开赴大岭山和阳台山建立根据地。1939年9月，曾生率部收复葵涌、沙鱼涌，缴获日军一批军用物资。1941年11月，曾生率惠宝边区抗日军民进入坪山，开始创建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粤南省委存续期间，下属党组织有中区特别区委员会、南路特别区委员会、香港市委员会、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和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员会。其中，中区特别区委员会领导台山、开平、恩平、鹤山、新会、阳江、阳春等县党组织，机关驻开平县。

大营救的线路涉及香港、广东、广西等地多个地区，这些地区的党组织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特别是港九、白石龙、大鹏、东江前线地区的党组织在大营救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三、严密细致的组织工作

滞留香港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数量众多，情况复杂，居住分散。在日军逐步掌握香港控制权的情况下，将规模如此庞大的人群安全营救出香港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武装力量展现了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集中体现在科学谋划、合理分工、规划路线、实地探路、现场部署、精细落实、破解难题、统筹协调等方面。

1941年12月，南方工委等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趁日军刚到香港不了解情况以及大批居民逃难疏散的机会，以最快速度帮助滞港人士迅速转移。会议对寻找文化名人、查勘撤离路线、突破查验封锁、组织力量护送、保障基本生活等主要问题作出部署。首先是设法与滞留在港九地区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帮助他们迅速转移住地，并紧急护送到港九游击队交通站，尽快离开香港，转送东江根据地。撤离的路线有两条：西线以水路为主，从香港坐船到澳门，或经石歧、江门、台山到桂林，或经广州湾、钦州、灵山、柳州到桂林。东线以陆路为主，先从香港潜渡到九龙，后分两路进入东江游击区，再辗转到桂林、重庆或苏中抗日根据地。东线后来又分为陆路和水路两条线路。任务分工方面，港九地区的转移由刘少文负责，从九龙到东江根据地由东江游击队负责，从惠州到龙川老隆由中共前东特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由中共后东特委负责，到达韶关后由南方工委和粤北省委负责。会议还决定，由尹林平布置从九龙到宝安、惠阳的交通线；廖承志、连贯分别前往韶关和老隆，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掩蔽地点和秘密护送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立即组织在港人员展开营救，并迅速与南方工委、粤南省委、东江游击队、琼崖游击队、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等取得联系。相关组织和负责人以长期工作经验，特别是在隐蔽战线工作中形成的优良作风，严谨细致地落实所有计划、方案与措施，并亲赴现场和相关路线进行查勘和部署。

廖承志对临时集合点、化装所需服装、所用渔船、所需旅费、沿途食宿安排等都作了极为细致的筹划，并就营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制定了应变方案。刘少文以情报专家特有的细致和缜密，将营救的各个环节都考虑周全，包括寻找安全地带作临时集中地，收集渔民、难民的旧衣服用于化装，花重金租用船只作为潜渡工具，安排接头的时间和暗语以及发生意外时的应变等，甚至连巡逻日军的换岗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

廖承志在香港高罗士大酒店分批会见在港的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告知他们前来接应的抗日游击队先遣队已到达九龙，介绍从香港撤退的方案和途径，并征求他们的意见。随后，大家一起确定了撤退时的小分队负责人、行前联系地点和注意事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退的经费。

尹林平先在九龙布置接待和护送工作，后于1941年12月下旬抵达宝安阳台山区的白石龙村。他召集游击队主要领导梁鸿钧、曾生、王作尧和由香港市委调来部队工作的杨康华等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经研究决定，梁鸿钧负责部队指挥，调集部队在白石龙至龙华一带待命并担任警戒；曾生在白石龙主持接待工作；王作尧负责九龙至宝安的警戒和护送的指挥；尹林平负责宝安至惠州沿线秘密接待站的建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部、王作尧部组建后，立即行动起来，设立联络站，开辟交通线。

1942年1月，日军为缓解粮食和燃料短缺问题，强行驱散数十万香港市民离港回内地，廖承志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因此，趁难民潮之际，营救工作开始实施。1日，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率先星夜潜渡，以便实际研判形势和环境条件，作出营救和转移的具体部署。拂晓前，廖承志等乘上小艇，在交通员的护送下，避开日军巡逻艇到达九龙。在九龙，廖承志同尹林平等仔细研究护送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到东江游击区的路线、警戒、沿途食宿以及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处理等问题，由尹林平负责安排抗日游击队承担的转移工作。

1月2日，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化装成港客混出九龙，再由交通员陪同，悄悄通过启德机场附近的检查岗哨到达牛池湾。抗日游击队先遣队的短枪队队员黄冠芳、刘黑仔已在此等候。大家分成3个小组，翻过九龙坳，沿海边小路直抵大环村；夜幕降临时来到企岭下海湾，乘坐护航队的武装渔船渡过大鹏湾。抗日游击队的一名中队长江水负责在九龙城接应。

1月3日中午，廖承志一行抵达惠阳县田头山石桥坑，与先期到达的曾生会合，张文彬随后赶到。廖承志、尹林平、曾生、乔冠华、连贯连夜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研究布置下一阶段的接待工作。会议决定，尹林平负责在惠州设立秘密接待站；因连贯熟悉东江情况，留在老隆调度惠州、老隆、兴梅一线的转送、接待工作；乔冠华留在韶关主持文化人士向省外转移；刘少文因身份没有暴露，携带电台与南方局保持联系，留港指挥营救；廖承志沿东江、粤北一线向地方党组织传达中央指示，部署接应撤退工作。

如何把文化人士从东江进一步安全转移到大后方，是事先就反复考虑过的重要问题。经西江、北江直接北上湖南衡阳和广西桂林转移，虽然最为方便快捷，但均需经过沦陷区，风险很大。经过认真研究，最终选择沿东江逆流而上，并将地处东江上游的龙川县老隆镇作为护送中转站。从惠州到老隆段由前东特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由后东特委负责，到韶关后则由粤北省委和乔冠华具体安排转移至桂林等地。护送转移行动由连贯坐镇老隆担任总指挥。

文化名人大营救 ——中国抗战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