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神经、命脉、血管”：交通网络的作用与贡献

作为中共领导的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太行根据地储备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凭借其高效运作的交通网络使这些资源在根据地内外流动起来。正如冀太联办交通总局所强调的：“交通工作是神经、命脉、血管”。这一交通网络在情报传递、物资运送和干部护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为对敌作战提供信息，提升了部队的决策效率和防御能力。作为保持前后方联络的“神经”，交通网络的首要任务便是高效传递后方的指示命令和前线的战况敌情。根据刘伯承的指示，前线部队需要侦察的情报内容包括敌人兵力兵种的行动和趋势、汉奸组织与活动情形、道路地形、军事及地方工作关系、友军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情形，并且所得情报“要克服一切困难，以求迅速达到，免失时机”。在复杂敌后环境中，根据地通过军地协同强化通信联络，尽可能保证情报传递的安全性和时效性。根据地在传递情报方面既保留了旗语通信、递步哨和送鸡毛信等传统方法，又灵活采取搭设临时信箱、设置备用电话线和采取特定识别符号等措施，不仅有效应对了敌军的交通封锁，保证了“除紧急事件随时电报外，平时至少三日要有一次情况报告”，更实现了军队和地方情报资源的深度融合。正是基于在交通网络上搭建的通信系统的支援，太行根据地对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事斗争。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太行根据地全区民兵、自卫队共作战 37716次，参战人数 746516人，毙、伤、俘日伪军 11409人。太行根据地军民夺取了多次反封锁、反“蚕食”、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最后从局部反攻走向大反攻。

第二，突破了日军的经济封锁，增强了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资运输是交通网络作为根据地“命脉”的重要体现，交通员们越过封锁线，沿着一个个交通站接力传递，将物资源源不断地送至各地。从运输规模来看，根据1938年 10月 129师政委邓小平的指示，根据地“加速解决冬季用品，并尽可能从路东运大批粮食到路西，或在太行山计划半年以上军粮”，“路东兵工器即运路西”，建立了保障战略物资供应的常态化通道，制定了至少可以支持半年以上的物资储备计划。1942年至 1945年间，“运入太行区的布匹达十五万丈，粮食达百万斤以上，运食盐最多的一次出动二百三十多头牲口驮运”，这些蔚为壮观的数字背后是一个高效运转的交通运输系统。从运输种类来看，既包括粮食、军火、文件和钞票等重要战略物资，也包括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在内的普通日用品。根据地还借助交通线构建起商业贸易网络，打破了日军的经济封锁。比如，“豫北办事处利用地方实力派的局所组织货栈，大量收购根据地的土特产，通过地下交通线运到安阳，再利用敌人的交通线转销北平、天津、郑州等地，又从那里换回造币纸、印刷机、电池等根据地的奇缺物品”，还积极“组织食盐、布匹、粮食入口”。鉴于在运送物资方面的出色工作，豫北办事处主任王百评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太行根据地解决自身生存需求的同时，也向友邻根据地提供物资补给，与其他根据地实现资源互补。例如，“太行区生产的军火、印制的冀钞，也是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往冀鲁豫区的”。这种物资的互通有无使战时短缺的物资通过重新配置发挥了更大效益，使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获得了更多的物质支持。

第三，维系了党中央与敌后根据地之间的人员流动，加强了党中央对各地抗日斗争的指导。交通网络作为“血管”的核心功能是护送往来人员，确保其人身安全。就具体运作而言，护送任务的执行离不开负责的交通员。根据石正西站交通员宋子忠的回忆录记述：“每次执行护送任务，秘密站都要做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安排，有了绝对安全的把握后，才让同志们过路。”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使得该站成功护送了大批往返延安的干部、学生及敌占区地下工作者。从护送规模来看，根据地的交通网络表现出较强的承载力，每次通过交通线的少则一两人，多则上百人。仅仅是一条从太行二分区出发途经晋绥根据地通向延安的交通线，在 1941年至 1945年间便“护送团级以上干部五百余人，其中有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杨秀峰等和山东、华中的高级干部数十人；还护送去延安的部队、抗大学员、鲁迅艺术学校学员等二千余人；护送残废军人、干部家属等数千人；护送国际友人和日本俘虏近百人”。由于在护送干部上的出色表现，中共中央对太行二分区的地下交通队——同蒲支队进行了嘉奖。通过交通线，大批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在抗战期间得以赴延安参观学习，一方面将各根据地的情况反映给党中央，另一方面又将党中央的指示带回根据地，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组织保证。

(作者：张孝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吴静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