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中明确要求：“建立中央党报的通信网，制定各地同志负责通信，写文章督促发行，及建立工农通讯员及读报班。”同年7月1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在《青年实话》创刊号上号召团员青年正式开展“读报运动”，首次将读报从“活动”上升到“运动”的层面，标志着读报运动全面铺开。

中央苏区时期的报刊《青年实话》和《斗争》

此后，读报运动在苏区全面开展。如在兴国县长冈乡，全乡共开办夜学9所，学生160人，其中女子约占70%，夜学甲班的核心课程就是读报，哪怕是不识字的群众，也能通过听读、讨论，读懂党的政策；对于带孩子、离夜校远的群众，乡里专门组建了24个识字班，三五成群在乘凉时、喝茶时画地为字，结合读报内容边认边学。

读报运动还延伸到了圩日集市、田间地头。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记述：“读报团设于俱乐部内，有一主任，逢圩日（五日一圩）读《斗争》《红中》及《通知》《阶级分析》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在红军连队里，读报组利用行军休息、作战间隙开展读报；在列宁小学，孩子们白天到集市读报，晚上到夜校当小读报员；在俱乐部中，列宁室普遍组织读报组，特别是在团内、少先队内、儿童团内及其它青年群众团体内，必须指定几个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负责读报工作。只要《青年实话》一到，立即召集读报组会议，宣读、解释与讨论《青年实话》中的一些重要文章。这场以“读”为核心的读报运动，把党报内容送到了最广大的工农群众身边，真正实现了“人人能读书、人人可参与”的“全民阅读”。

1932年4月，毛泽东率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在龙溪中学的图书馆里整理出数千册马克思主义著作、军事书籍和文化读物，并将它全部运回瑞金。1932年夏秋之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在瑞金叶坪创办，这是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国家级图书馆。这批图书，成为了中央图书馆的第一批馆藏。中央图书馆又在《红色中华》报刊登启事，函征各团体机关赠送书籍刊物，采购“特别优良图书”，得到各方面的响应和支持。

中央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或研究能力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的工作人员。常来光顾的除党政机关干部、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邓小平等领导人也是这里的常客。毛泽东就是这里的一位优秀读者，他从中央图书馆借阅了许多图书，主要是马列著作和文史类书。中央图书馆还针对群众普遍文化低的现实，对管理员进行业务培训，让他们既做读报员、讲解员，也做识字教员、政策咨询员等。

各地建立读报组、识字班，设立列宁室、俱乐部，开展读报竞赛，阅读活动一般在农闲时节和夜晚开展，由墙报委员、通讯员或者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担任领读员，带领全班读报、讨论和竞赛。

1933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明确规定省、县、区各级教育部门必须设置社会教育科，专门管理书报阅览室、图书室、俱乐部等阅读场所。《斗争》《红星》《青年实话》等党报党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不完全统计，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江西苏区的报刊就达203种，中央苏区四大报刊最高发行数量达到12万余份。

俱乐部、列宁室如雨后春笋般在苏区的乡村设立。据江西省内14个县的统计，至1932年底一共建立乡村俱乐部列宁室712个。另据《红色中华》1934年9月发布的《苏区教育的发展》统计，截至1934年3月，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已建立俱乐部1917个，参加文化活动的固定会员达9.3万人。1933年《青年实话》刊登的一段唱词，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当年的热闹：“你看《红色中华》\我看《青年实话》\他跑来笑哈哈\‘列宁室’真正好呀。”

群众在读报之后，有的将读报体会写信告诉前线的红军战士，鼓励他们奋勇杀敌；有的向党报党刊投稿，抒发对苏区生活的热爱和建设工农民主政权的热情。如才溪乡的读报团，不仅读报纸、学政策，还组织群众讨论乡里的生产建设、优抚红军家属等各项工作，全乡1.6万人中，先后有3762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成为了全苏区闻名的模范乡。这场遍布苏区的集体阅读，通过一次次的朗读与讨论，让分散的工农群众凝聚成了有共识、有信念的革命集体，让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自上而下全面贯彻，让革命的火种，在千百万群众的心中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