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更是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铸就了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伟大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红军长征途中面临的三大严峻考验：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远征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强有力的纪律建设是红军战胜严峻考验、最终赢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对此，朱德同志曾精辟总结：“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严守纪律既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我们解读长征奇迹、传承红色基因的关键所在。

位于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

充分发挥纪律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强化遵纪意识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严明纪律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是我们党不同于当时国内其他政党的鲜明标志。党领导创建的红军自成立起就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但严明纪律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劳永逸，而是需要长期坚持、多管齐下。其中，纪律教育起到基础性作用。长征途中，党中央、中革军委通过多种渠道加强红军纪律教育。

通过文件、指令等方式严格要求。军纪严明是党和红军在强大反动势力“围剿”中获得人民群众支持、不断发展壮大的鲜明特征和重要保障。当前留存的红军史料中有大量关于纪律要求的文件指令。例如，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一开始，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出《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以明文对全体指战员提出纪律要求。《训令》指出：“要耐心教育每个战士，绝对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不强买，不乱打土豪，不侵犯群众利益，与群众发生亲密关系。”对破坏纪律、违反原则的人员要“严厉的处罚”。再如，1935年2月16日，在二渡赤水前，党中央、中革军委联合发出《告全体指战员书》，详细解释红军下一步行军计划，同时对纪律提出要求，指出“严肃我们部队的纪律，加强我们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是争取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条件”。以书面形式部署工作，是我们党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方法和优良传统。对当年的红军而言，发布书面命令既能提供清楚明确、全军统一的行动依据，更以刚性约束严明军纪、统一号令，确保令行禁止、步调一致。

利用报纸开展纪律教育。不同于当前和平环境下有着丰富的精神活动选择，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精神生活比较匮乏。但越是在物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越需要精神层面的支撑。读报是当时红军战士在行军间隙比较流行的休闲方式。其中《红星》报是中革军委机关报，是跟随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唯一报纸，深受红军指战员喜爱。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积极利用《红星》报开展纪律教育。1935年8月，红军在川康藏区面临严重的粮食紧缺，有些同志因急于筹粮发出错误言论，《红星》报社论批评说：“这些少数同志已经在困难的面前动摇和发狂，忘记了红军的纪律是铁的纪律，是红军生命所依托的基础。”《红星》报还刊登违反纪律的具体案例。比如，1934年第3期《红星》报刊载：某部上士袁某，在富田时乱拿群众财物、枪杀群众养的牲口家禽，经查实后不服从命令、拒不改正，并继续有意破坏纪律，“现已经上级机关执行枪决”。与文件指令相比，报纸的特点是语言生动、贴近生活。《红星》报通过身边人身边事，开展案例教育和及时提醒，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红星》报关于惩处违反纪律人员的报道。

简化纪律要点为易记的口号。受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影响，很多红军战士是文盲，党和红军的文件、报刊内容往往需要层层传达、口口相传，这时候简单易记的纪律要点就显得尤为必要。毛泽东同志深谙中国社会现状，对军队建设有着独到办法。井冈山时期，他将红军纪律总结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一优良传统在长征期间得到发扬，例如，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后，红军总政治部下发《进遵义城的八项注意》，包括“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注意卫生，不乱屙屎尿！”等。这“八项注意”使用的都是简单口语，要注意的内容跟生活紧密相关，很容易被战士记住，自然容易取得好的效果。

加强纪律教育是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虽然红军转战期间经常军情急迫，但越是紧要时刻，越是要军纪严明。党和红军从发布书面明确要求、利用报纸开展普及教育、通过简单口号开展日常教育等方式入手，构筑起一套立体的教育体系，充分发挥了纪律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坚持作风纪律一起抓，充分发扬群众工作的光荣传统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自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工农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后，党和红军群众工作的作风和纪律就是一起强调一起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既是纪律，又体现作风。这一优良传统在红军转战途中，尤其是穿越民族地区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将党的民族政策和纪律作风公告宣示，实际上是请人民群众来监督评判。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窑洞之问”时，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答案。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就一直这样做，在长征期间也是这样执行的。1935年5月，中央红军到达大凉山彝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彝族人民生活极其贫困，对汉族普遍不信任。为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域，党中央、中革军委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贴出布告：“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到达回民聚居的静宁县兴隆镇。由于消息闭塞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这里的回族群众对红军充满疑惧，很多人在红军到来前都逃进了深山。在进驻兴隆镇前，红二十五军发布“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公告：“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党和红军每到一地先公开群众政策，实际上是让人民群众有了一个监督的具体标准，这既体现了党和红军对军纪的自信，又是一种自我加压，从而赢得了群众信任。

认真落实民族政策、展现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在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前，党中央部署红军各部队深入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军队纪律，严格要求指战员尊重彝族风俗，做到秋毫无犯。由于政策纪律教育到位，战士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之前贴出的公开承诺，使红军不但顺利通过彝族地区，还以模范行动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许多彝族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在兴隆镇，红军战士同样在严守纪律的前提下开展群众工作。亲见亲闻打破了回族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怀疑和恐惧。当地一个回族老人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仁义之师！”红军离开兴隆镇时，全镇男女老少齐聚大道旁欢送，几十名回族青年参加红军，负责沿途联络宣传工作。

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和大力支持，而严明的军纪、优良的作风为此提供了基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长征期间，很多红军战士还不是党员，还没有提出党性的要求，但作风纪律一起抓的成功做法已经建立起来。历史证明，坚强的党性、优良的党风、严明的党纪，是我们党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久经考验而百炼成钢的奥秘所在。

强化监督执纪，以铁的纪律保障红军主要任务的达成

从严监督执纪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在百余年奋斗中积淀的宝贵历史经验。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规定，由一地派去其他地区工作的党员，“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同时，“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红军建立了纪检监察机构，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惩处了一批违法违纪人员，积累了纪律建设的经验。这些经验在长征途中继续得到贯彻执行。

设置专门监督机构。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为保障战略转移的顺利进行和红军纪律的有效实施，自长征开始，党和红军就针对不同情况，成立各级监督机构，负责维护军纪。红军准备出发时，总政治部就指示加强收容队、拦阻队的工作，“消灭行军中的落伍与逃跑投敌现象”。长征途中，在军团、师、团都组织专门的纪律检查队，在部队每天出发前，检查借住民居是否整洁、有没有违反群众纪律等情况。进入民族地区后，政治军事机关还经常派人检查纪律执行情况，连队专门设立检查员负责保障纪律的执行。在民族地区割麦筹粮时，总政治部要求各政治机关和指导员不仅要详细传达解释《关于收割番人麦子问题的通令》，而且要每日派人去检查，对于严重违反《通令》的人，送裁判所裁决。通过以上例子可见，红军对军纪抓得很紧，针对行军可能出现的各种违纪情况，都设立了专门或临时的检查机构，确保各项纪律得到严格遵守。

对违反纪律的人从严处置。长征是在随时面临生死考验的严酷环境下进行的，没有铁一般的军纪，不严格执行军纪，完成二万五千里的转战是不可想象的。长征途中，军委纵队侦察员谭永华，因多次勒索群众、贪污公款、粗暴对待向导，导致多数向导逃跑，被公审枪决。电话队指导员李元明因玩忽职守致使该队减员48人，他还贪污公款、乱拿群众财物，造成恶劣影响，同样被公审枪决。这些行为损害了党和红军的形象，进而会影响中国革命的生存发展，这样严厉的惩治对所有红军战士会起到强烈的警示作用。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严明党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监督执纪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利器，对违纪违法问题必须坚决处理。”我们要继承发扬党和红军从严监督执纪的宝贵经验，牢记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4亿多人民，算明白政治账、人心向背账，毋枉毋纵，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让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干事创业。

来源：《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