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思考过程

从中外历史中汲取以弱抗强的智慧，这是毛泽东能写出《论持久战》的重要条件。从中国共产党集体中汲取游击战争、人民战争、持久抗战的智慧，这是毛泽东能写出《论持久战》的时代的和集体的条件。善于总结自己亲历的经验，善于经过消化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这是毛泽东能写出《论持久战》的内在条件。从这个内在条件看，有必要分析研究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思考过程。

从毛泽东的自述看，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思考过程经过了两个阶段。

（一）与斯诺的谈话至卢沟桥事变之前的思考

《论持久战》中，多次引用了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要点，特别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一是，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丢掉幻想，坚持抗战，依靠人民，中国必胜；但要经过长期过程，经过无数战争的消磨。三是，强调实行正确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这次与斯诺的谈话，与一天前同斯诺的谈话及两个月后同斯诺的谈话，是联系在一起的。7月15日，毛泽东对斯诺说：“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这里毛泽东准确地指出了“九一八”以来中国抗战的国际性。9月23日，毛泽东对斯诺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反过来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无法打败真正团结、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这里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生命线。这两次谈话对《论持久战》强调“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批评张伯伦的对日妥协政策，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其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努力。比如，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工作，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掉转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对围困陕甘红军的其他国民党军将领和地方实力派做工作，为抗日救亡达成了若干协议，建立了联系。积极开展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抗日工作，促进形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社会氛围。改变“反蒋抗日”的口号，提出并实施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促使蒋介石下抗日的决心。

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一篇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为已经到来的新阶段的民族革命战争服务的重要军事著作。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是直接研究怎样进行抗日战争，而是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以弱抗强的经验为抗日战争服务。这正是《论持久战》所强调的，这些经验“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毛泽东曾说，《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姊妹篇，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写不出《论持久战》来。

当时，随着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毛泽东对形势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一是国内由争取和平到争取民主的问题。毛泽东提出“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责任问题。毛泽东指出：“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他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的这些思考对《论持久战》特别重视中国的进步，将其视为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二）总结全面抗战以来十个月经验的思考

《论持久战》指出：“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说明，《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思考总结全面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写出来的。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发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毛泽东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的三大战略方针：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持久战，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会上，从毛泽东提出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来看，这个游击战是包括游击性的运动战的。前两条方针已被会议所接受，但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未形成统一认识。据聂荣臻回忆：“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

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叮嘱前方红军指挥员：“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在华北正规战不利时，毛泽东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针对平型关战役战果，毛泽东指出：“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红军游击战法。”11月12日，毛泽东发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强调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强调“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只有全面抗战才能持久；强调“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可是，1937年12月中旬，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不提独立自主，不提反对片面抗战，不遮掩地讲“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实质上否定了持久战、游击战、独立自主三大战略方针。正如《论持久战》所交代，这时“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为统一全党的认识，正确引导全民族抗战，《论持久战》指出：“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系统研究敌后抗战的游击战，关系到能不能正确认识持久抗战的一个关键支撑，关系到正确认识怎样进行持久战。这是毛泽东在写《论持久战》之前，先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原因。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深入分析了持久战中的游击战不只是战术问题，还有它特殊的战略地位：“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持久战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中，游击战争必不可少，特别是转变枢纽的战略相持阶段中，游击战是主要作战形式，也是实现战略相持向战略进攻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只有洞察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战略家，才能写出《论持久战》。当毛泽东总结全面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也就可以进一步写《论持久战》了。

（作者：曹应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巡视员，研究员）

来源：《百年潮》（2026年第2期）

毛泽东《论持久战》是怎样写出来的（一）